20世纪70年代苏联如何应对“躺平”：

1970年4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重新制定了一项反寄生虫法，增加了对付故意失业的条文。

之所以重新制定“反寄生虫法”，是为了应对之前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

在此之前，2月23日，苏共部长会议发布了一条名为“关于加强同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的寄生生活者斗争的措施”的联合指示，命令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人强制分配工作。

而在俄罗斯行动起来之前，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随即发布一条法令，规定18—59岁男子全劳动力和18—55岁女子全劳动力其工作不超过4个月者为寄生虫。

为什么苏联会专门在全国范围内出台这么严厉的“反寄生虫法”？

这是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苏联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就在不断下降，更有许多青年工人故意要求被开除或者是消极怠工。

二战后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呈现下降的趋势：1951—196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4% ，1961—1970年下降到5.2%， 1971年—1980年又下降到4.5%。

为什么这么多苏联青年人“躺平”？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苏联各个行业“人浮于事”现象太严重

苏联为了保证所谓的“充分就业”，不但加大了基础建设的投入，而且几乎每一个工厂都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

比如1960年代欧洲企业为苏联设计了六个化工厂，这六个化工厂辅助工人原本按照规划是91人，结果苏联按照规划的五倍招人，一共录取了430人，而在之后各厂又层层加码，最后这六个化工厂辅助工人数量为732人，是原本规划的8倍。

可是虽然工人数量是原本规划的8倍，但是这732人的工作效率却还落后于欧洲同类型化工厂91个辅助工人效率。

这是因为这招进来的工人里许多是领导干部的关系户，不管干不干活、干得怎么样，都照样领工资，这极大挫伤了真正认真负责工人的积极性，结果就是原本认真负责的工人也都变得消极怠工起来。

2、苏联为了充分保障就业，保留了大量体力劳动岗位

根据苏联相关部门统计，1974年苏联全国有4500万工人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手工劳动，仅仅从事重运输和仓库工作的工人就有1360万人，这其中80%是纯手工劳动。

1972年苏联建筑业里使用机械和机器进行工作的工人只占整个建筑工人的34.2%。

这些体力劳动岗位对当年青年人吸引力不大，而且许多工作岗位纯粹是为了保证“充分就业”保留的，有些工种的工资待遇甚至比失业金还低，这就造成当时许多苏联年轻人宁愿领失业金也不愿意工作。

3、苏联社会固化严重，福利待遇全是上级说了算

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苏联社会固化极其严重，以工人待遇为例，工人待遇包括青年工人待遇、中年工人待遇、老年工人待遇都各不相同。

比如苏联的住房完全依靠工龄分配，而且谁分什么房子，也全在工厂领导；青年工人就算是业务骨干，那么工龄不到也只能住职工宿舍。整个20世纪70年代，苏联有500—700万青年工人住在职工宿舍里。

但是反过来，如果工厂领导批准，青年工人也可以率先分配住房。

赫鲁晓夫楼

这也严重挫伤了苏联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出现了大量消极怠工以及故意失业的青年人数不断上升，也就出现了苏联所特有的一种现象：

一方面消极怠工故意失业工人数量增多导致苏联各行业都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另一方面苏联各行业“人浮于事”、“叠床架屋”现象又不断加深。

结果就导致了苏联经济恶性循环。